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是什么意思）

杜文对我的观点的批评如下:“黄仲景教授的研究方法恰恰是把民主的必要条件当作民主的充分条件，以为随着立法、议会、政治-行政的分离(其实黄宗羲的著作并不一定分为立法、议会、政治-行政)，就相当于表达了民主思想。”这种反驳逻辑混乱，毫无道理。

杜文的意思是，黄宗羲只是提出了一些作为民主的必要条件的思想，而没有谈到民主的全部条件，所以他没有民主思想。这种说法能成立吗？显然不是。即使按照杜文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结论也只能是黄宗羲有民主思想，但还不够充分和全面。

杜文还批评说:“另一种是把黄宗羲的表述附加到现代民主思想的某些部分，以此证明黄宗羲是民主思想的早期倡导者。黄仲景老师属于后者。”

我花了很多时间把黄宗羲的论述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代表人物在社会契约、立法者、人民立法等方面进行比较。恐怕不是“附”字就能轻易抹去的。在阅读的过程中，如前所述，我实际上感觉到杜先生对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解颇为另类，他的评论往往似是而非。

杜文认为，黄宗羲在《伊名待访录》中并没有表达一种民主思想，而是“扩大了士绅的权利”。这是它的主要观点。但是杜老师具体阐述的时候，有很多矛盾或者不着边际的地方。他举例说，“黄的‘先治法后治民’的法律思想，只能作为约束专制君主最高权力，限制君主为一己私欲而独断专行的措施之一，而不能作为扩展士绅权利的举措。”

“先治法后治民”是《伊名待访录》中的一个主要观点，但它被排除在扩权思想之外。由此可见，该书的主旨不能全部概括为“扩大士绅权利”。

又如杜文说:“重信宰相，重信官僚制度，显示了黄宗羲的举士族之权，抑君之权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牵强甚至错误的说法。就学术界而言，绅士阶层应该是不包括官僚体系的人，否则其内涵过于宽泛，这个概念的意义也就失去了。君子是指古代一些不担任官职的知识分子，以区别于那些做官的知识分子(官僚)。

然而，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找到论据，杜文不得不将官僚纳入绅士阶层，这使得他的论点变得无关紧要。黄宗羲对宰相和官僚制度的强调，只能说是提高或扩大了臣子或官员的权利。和士绅的权利有什么关系？

最后，杜文总结道:“分析表明，黄宗羲不仅是民主思想的传递者和启蒙者，相反，他是士绅权力的代表，是财产所有者的代言人。”

从逻辑上讲，“相反”这个词后面应该跟前面相反的东西；与民主思想相反，应该是专制思想。杜文应该说黄宗羲是威权思想的代言人，但又被说成是士绅权力的代表。

但是，维护士绅权利的思想是否与民主思想完全对立？肯定不是。很大程度上，维护士绅权利就是倡导民主，因为绅士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杜文要用提倡民主来反对提倡士绅权利呢？

读这篇文章，我有一种感觉:杜先生力求表明自己的观点是新的，是与众不同的，是与众不同的，是与众不同的。为此，他毫不犹豫地说两种并非完全不同的观点互不相容，并以此来反驳另一种观点，以显示他的创新性和正确性。

其实真正的创新，没必要这么做；不情愿的话，会暴露出很多破绽。杜文也承认黄宗羲是“坚定的反专制君主”；但是，要坚决彻底地反对君主专制，只能采用民主的思想，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最后，感谢齐先生对我文章的批评，使我有机会在“讨论”的过程中再次探讨黄宗羲的民主思想，澄清了以前的一些不清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