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海默（米尔斯海默谈中国）

叶成:地缘政治的批判与重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叶澄澄，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本文摘自《中国周边地缘环境新动向》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时事与民族风俗分析

微信编辑:周悦

摘要:

本文在总结地缘政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过程和物质/社会的二分法对地缘政治范式进行区分和综合，并借助实证主义提出“因素+机制”的初步分析框架，实现过程与结构的统一。地缘政治是一个动态系统，通过内部过程逐渐推动结构性变化，尤其是生产和观念的变化。因此，具体的政策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过去的历史经验上，而应着眼于具体的生产方式和历史情境。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地缘政治体系中，国家的地缘禀赋最终通过外部结构和内部生产过程的压力推动国家体系的变迁，从而决定一个大国的兴衰。

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建立了一百多年，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国家的地理禀赋包括国家的大小、位置和资源，对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地理禀赋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然而，地缘政治理论仍然停留在前社会科学时代，许多地缘政治理论仍然经不起科学方法的实证检验。本文借助科学方法对地缘政治理论进行分析，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科学的地缘政治理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提出宏大叙事的地缘政治理论，而是提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即解释进行地缘政治分析时需要注意的方法论问题和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和机制。这篇文章大致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地缘政治学的研究现状，包括概念界定、理论框架和变量选择。第二部分描述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以结构/过程和物质/社会的二分法区分以往理论的范式，提出科学主义的案例比较和因果机制的分析方法。第三部分提出地缘政治的基本分析框架，统一地缘政治的结构和过程，提出地缘禀赋影响一个国家命运的三种方式。第四部分从非线性关系、自相关关系、高尔顿问题和地缘政治形势三个方面论述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第五部分是结论，特别强调这一分析框架对于理解地缘政治和构建科学地缘政治理论的意义。

现有地缘政治研究述评

虽然国内外对地缘政治有大量的文献和有益的探讨，但更多地局限于政策研究的范围，缺乏方法论的探讨。本文强调方法论，不是贬低过去的历史方法或解释方法，而是借助科学方法为地缘政治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是对过去研究方法的补充。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过去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一)概念界定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的分支中，地缘政治的定义可能是最复杂的。鉴于此，笔者对这些定义或理解进行了梳理，以了解其不同的本质。为了讨论地缘政治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作者使用了学术/非学术、决策/非决策两个标签来区分不同类型地缘政治概念的使用如下，并列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地缘政治研究文献作为例子。当然，文学本身是无穷无尽的。

表1不同类型的地缘政治概念

①应用地缘政治主要指领导者和决策者对地理和现实政治的理解。其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可分为三类:一是接近权力分配或实际政治结构，地缘政治几乎可以成为政治结构、国际体系或国际格局(如地缘政治格局)的代名词；[1]二是主要指国家之间的军事和安全竞争(通常是为了领土扩张和控制陆海枢纽)；[2]第三，大战略或国家战略在地图上展开。[3]

②决策学术研究探索地缘政治的实践理论，被Authour Thail称为X的地缘政治，X可以是能源、信息、中东等。[4]通常见于智库和研究所，以地缘政治作为具体问题的分析工具，通常强调特定领域的国际竞争。[5]

③流行的地缘政治学将地缘政治视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由媒介和文化构成，形成于跨国流行文化，包括大众市场上的杂志、小说或电影。[6]这个维度的概念主要见于国外学者关于媒介、身份、文化等因素对地缘政治影响的研究。[7]

④地缘政治理论研究通常参与科研机构和理论讨论。它研究的是国际体系中地理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地理对行为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8]我们所熟悉的地缘政治理论大多属于这一类，应用这一概念的文献也包括对地缘政治史的研究。[9]

判断一个学术概念的恰当性，不能只看具体的修辞诉求或仅仅依靠既定的用法，还要看它在本体论上捕捉和涵盖了什么。第一类和第二类中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对地缘政治概念的误用。他们对地缘政治的描述有“伪标签”之嫌，即他们描述的现象与地理变量关系不大，甚至只是一种繁琐的说辞。

一旦这类人将地缘政治与冲突或现实政治等同起来，[10]例如，“地缘经济”就是一个糟糕的标签。冷战后，所谓“地缘经济学”认为商业手段而非非军事因素成为国家竞争的主流，或者说权力中心主义向经济中心主义转变。但除了提到区域一体化，其内容与地理关系不大。[11]要描述具体领域的冲突和竞争，有很多比“地缘”更准确的词，比如安全困境、敌意螺旋等。在阐明冲突的机制方面，这些概念远胜于地缘政治理论。地理上的接近或者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确可能增加冲突的概率，但不一定是冲突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概念的误用通常见于政治家和大众媒体。把地缘政治等同于冲突，就相当于把地缘政治“黑化”，甚至降格为文学修辞。

第二类使用地缘政治概念是一种修辞甚至累赘，完全可以用分布、格局、形势等简单词汇来代替。即使删除“地理”二字，也不会对文章的理解产生任何影响。比如“地缘战略”和“战略”以及“能源地缘政治”和“能源政治”几乎没有区别。事实上，这种分析很少考虑地理因素，也没有像声称的那样将地缘政治分析引入能源、文化等领域。相比之下，关于大地缘战略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一些地理变量。

政客、媒体和智库滥用这些词汇有两个原因:地理的概念更容易突出国际体系或特定领域(如经济、文化和地区认同)的竞争性一面；地理的概念可以突出权力、战略、资源、思想等因素的地理分布。作者认为，只有第三类和第四类中的概念相对正确地抓住了地缘政治的含义。前者讲的是地缘对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影响，后者讲的是观念对地缘的重塑和重构。在排除了对地缘政治概念的误用后，本文在理论研究中使用了地缘政治的概念，即地缘政治描述的是国际体系中地理与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地理对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二)理论建构的缺陷

地缘政治最初起源于政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具有很强的人文特征，理论构建随意，缺乏严谨的逻辑和论证。因此，在理论建构上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统一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国际政治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体系中国家的行为和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是复杂的。为了理解这个复杂的系统，通常需要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一个理想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是:以核心机制为“骨干”，逐步加入其他辅助机制和变量，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完整的体系，可以用来解释体系中行为者内外互动的结果，即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有许多精彩独到的观点，但缺乏这样一个系统统一的框架。

(2)宏观与微观理论脱节。在没有统一框架的情况下，宏观理论通常比微观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前者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不同特征的行为会采取相似的行为。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框架，占主导地位的宏观理论往往缺乏微观基础。宏观论主要强调地理和物质结构(主要是权力分配)的相互作用对国家行为及其结果的决定性作用。[12]有助于解释系统性的变化，例如，国际关系史被视为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竞争。然而，宏观层面的理论很少解释和涉及国家的社会基础、生产方式和制度的变化，实际上“黑箱化”了国家的内部过程，无法看到观念、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整个国际体系的深远影响。同样，很多微观理论缺乏麦金德以来的宏大视角，只关注具体的边界、生产方式或技术变革，未能察觉到国际体系中有规律的一面。

(3)缺乏实证研究。地缘政治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可信的实证研究，没有足够的科学方法和案例对比研究来验证各派的地缘政治理论。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更多的是一种解释性的解释，比如用地缘政治的概念来描述国家战略，通过描述周边的经济或安全形势来提出国家战略发展的路径，[13]或者主观地描述基于地缘的国家战略选择和国际格局等。[14]非实证研究面临的问题是，依靠完全主观的解释无法保证结论的可信度，对国家意图的分析和推测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证分析，也不一定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4)案例研究方法的问题。不仅实证研究不多，具体研究方法的应用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使用单个案例实例的方法很多，这种研究在案例选择上有很大的随意性，说服力不够。[15]其次，在比较案例时，没有按照科学方法的原则控制条件，使得采用的很多案例不具有可比性，比如将迦太基、古希腊与现代案例进行比较，[16]或者将英美崛起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当代中国进行比较。[17]由于个案之间的条件相差太大，这种比较无法得出可信的结论。第三，对地缘政治的研究往往只停留在相关性(通常是时间序列的相关性)的研究上，仅仅通过简单的归纳得出海权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必要的结论，很少涉及到地缘政治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有怎样的作用。[18]少数定量研究讨论了地理之外的制度、贸易等竞争因素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但也仅停留在相关性层面，无法追溯机制。[19]第四，地缘政治研究还存在过于简单化和线性化的问题，喜欢夸大某一因素在某一方面的作用。但实际上，除了对海权过于偏执之外，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单一因素推动了国家发展。[20]第五，地缘政治研究案例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尤其是基于结果的案例选择。比如一些研究成果根据霸权衰落的例子得出霸权衰落是过度扩张造成的结论。[21]但实际上，霸权在崛起时期也有扩张失败的例子，但并没有造成霸权的衰落，如何衡量“过度扩张”是很随意的。相关论证隐含着基于事后结论的判断，难免有循环论证之嫌。

(三)变量选择的缺陷

地缘政治理论脱胎于政治地理学，最初的理论天生带有地理决定论的倾向。地理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因素。科学的地缘政治必须摒弃单因素决定论，无论是地理环境、观念还是文化。把自然地理作为单一决定因素的讨论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地理不变的情况下，国际体系却在逐渐演变？比如，仅仅用地理因素很难解释过去的欧洲和现在的欧洲在安全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摩根索并不否认地理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但他明确指出单一地理因素决定论是伪科学。[22]地理因素决定论即使在特定的时间空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解释力。正如亚伦所说:“(地理)位置给人们留下了少量的自主权，这为人们在不同的决策中提供了选择。选择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莫名其妙的，而是自然环境强加的。”[23]无论是麦金德还是孟德斯鸠的理论，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地理位置的国家会在短时间内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

此外，在解释变量和自变量的选择上，有些研究存在因果链过短的问题。地缘政治的因变量通常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即大国的兴衰，而自变量则是陆权/海权。陆权/海权的概念本身就比较模糊，通常是指国家战略发展的偏好或属性。但是，通过偷换概念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是必然的。通常情况下，自变量不应该和因变量靠得太近，但很多地缘政治话语中都存在这样的错误，所以很容易出现重言式。

麦金德著名的《天使耳语》也有这样一个问题: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24]事实上，控制“心脏地带”需要极大的资源和力量，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大国真正做到过。因此，拥有控制“心脏地带”的实力，就非常接近成为世界强国的意义。海权也是如此。拥有马汉所说的海权三个环节(生产、航运、殖民)，基本上接近于一个大国的崛起，甚至很难说这三个环节是崛起的原因还是结果。[25]

如果把海权或陆权作为自变量而不是中介变量，就会产生内生问题。比如认为英国的衰落是因为陆权的衰落(即殖民地的丧失)，陆权的衰落是因为殖民地的丧失。如果考虑殖民地是如何流失的，就会陷入以下的论证循环:国家衰落→殖民地流失→地权衰落→国家衰落。[26]

两种地缘政治研究方法

这一部分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入手，依托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并对地缘政治学案例进行比较分析。

(一)地缘政治的范式

梳理了地缘政治的概念和定义后，就很容易排除上述的“伪地缘政治研究”。在这一部分，作者借鉴了秦亚青教授的两个二分法(实体/概念和结构/过程)来描述地缘政治文献的分布。[27]物质性强调物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在地缘政治中最激进的表现就是地理决定论；概念性强调观念在地理环境的主观认识中的建设性作用。结构和过程的二分法可以追溯到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鲁道夫·契伦。他把地缘政治分为两种:一种涉及国家的空特征，把国家看成空现象；另一种侧重于把国家作为一个更大体系的一部分来研究，这个体系包括领土扩张、大国的特殊国际地位等等。[28]在本文中，结构性地缘政治强调结构性因素对国家的塑造，而过程性地缘政治则关注特定国家内部的个人和社会化过程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根据这两种二分法，作者使用下面的2×2表(见表2)将地缘政治研究分为四种类型。

表2地缘政治研究的类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二分法实际上涉及到国际关系的范式之争。如果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放入2×2表中，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分别对应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这也恰恰说明地缘政治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有助于加深对地缘政治的理解，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不再赘述。

第一种:传统地缘政治作为新现实主义强调物质结构的作用，但后者强调无政府社会的结构，而前者侧重于地理与物质结构(主要是权力分配)的相互作用对国家繁荣的决定性作用。首先，传统地缘政治学认为，对特定地理位置的控制会对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比如麦金德提到的“心脏地带”和斯皮克曼提到的边缘地带。[29]其次，传统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环境的屏障对权力的输送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架起了地缘政治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桥梁。他认为，地面力量是目前世界军事力量的主导形式，巨大的水障影响了地面力量的投送力量，因此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为世界霸主。一个国家获得地区霸权，就会阻止其他强国在其他地区获得霸权。[30]

第二类:包括政治地理学和地缘行为理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着眼于国家的具体过程，通常着眼于内部过程，兼顾外部过程，以此来考察地理与国家的关系。政治地理学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领土边界是政治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它都具有经久不衰的内涵。[31]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一个国家的空结构及其内部和外部活动的学科。它考察了一个政治区域的基本要素:组织、地理区域和人口。[32]地缘行为理论探讨的是地理环境对人和国家的塑造作用，如地理环境对区域政治经济、区域文化、区域制度乃至区域整体发展的影响。[33]与抹去过程并将其“黑化”的地缘政治不同，政治地理学重视个人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作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安吉尔就提出了一个接近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金融、思想、贸易和交流形成的网络空使全球经济相互依存。[34]遗憾的是，在地缘政治中，鲜有学者提及地缘政治与网络空和国际体系的关系。[35]

第三种:批判性地缘政治与建构主义的关系更加紧密，即结构的概念在地缘政治现实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地理具有两面性:物质性和建构性。[36]空本质上不是先天因素，而是人类以某种方式创造的社会建构产物。[37]批判地缘政治据此，地缘政治的研究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是特定情况下的产物。正如建构主义者将制度文化划分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38]阿格纽将地缘政治划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时期、工业现代化时期和后现代信息资本主义时期。[39]批判地缘政治认为，社会和政治背景、大众知识和实践构成了不同时期的地缘政治。全球政治地理位置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一种持续建构。[40]

第四类:后现代理论和地缘文化理论主要讨论地理与国家观念变化的关系，以及对具体政治进程的影响。后现代地理学反对物质空决定论，认为空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革、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和空之间的政治组织表现出各种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41]一些观察家也注意到，技术的发展和个人与世界的竞争“缩短”了距离，使世界趋于“扁平化”。[42]地缘文化理论认为，地缘政治也包含一部分文化和认同，而结构则在观念层面影响地理，形成“我们的”和“他们的”领土形象。[43]地缘文化的作用是将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显示其对其他群体的优越性。例如，沃勒斯坦将国际体系描述为不同于现代世界体系中意识形态的斗争场所。[44]亨廷顿认为，文化碎片化会导致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群体之间的社会群体冲突，即所谓的断层线战争。[45]同时，他还强调了内部特征变化对国家的影响，如文化多样性、移民潮和美国的非英语化等，这些都将挑战美国的新教文化和政治信仰，最终对美国的民族文化和特征构成挑战。[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