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 杨振宁（杨振宁国籍是哪国）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一声巨响响彻西北戈壁，万米高空蘑菇云空升腾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我的人民，我的祖国》单元，建国70周年献礼片，记录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一时间，中国科研人员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

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早年留学法国，在法国获得国家博士学位，并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巴德微观物理学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55年，中共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后，钱三强出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兼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致力于原子能的领导和统筹工作。

在“穷穷”的基础上研制原子弹，并不容易。科研人才缺乏是拦路虎。钱三强推荐了一大批科研人才，投身于原子弹的研制。其中就有邓稼先。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鞭炮，要求你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这句话推动了原子弹的发展，也改变了邓稼先的命运。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钱三强的51岁生日。

在被钱三强召入原子弹研发团队之前，邓稼先在中国从事核物理的理论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对邓稼先也是一个挑战。

从此，邓稼先离开妻儿，一头扎进了大漠戈壁。他的名字也从出版物和外部联系中消失了。

作为邓稼先的业务负责人，他什么都亲力亲为。他总共参加了32次核试验，其中15次是亲自进行的。有一次，爆炸实验失败，我们要去原子弹爆炸的地方找一些重要的零件。邓稼先说:“没人去，我进去。去了就找不到了。我做了什么，我知道。”

他独自进入那个区域，找到重要的零件，用手拿回来。正是这次事故，导致他的身体受到辐射的严重损伤，患上了直肠癌。

当时，邓稼先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书，有一个校友叫杨振宁。他们都在美国学习过。然而，杨振宁留在了美国，邓稼先回到了中国。

有一年，杨振宁回国看望邓稼先，悲伤地问他:“老同学，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值得你付出生命吗？”

邓稼先对老朋友笑了笑，艰难地伸出两根手指，对他说:“20枚，10枚原子弹，10枚氢弹。”

邓稼先没有说谎。

据作家梁艺馨在《浙江老人报》发表的文章称，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没有给研制原子弹的科研人员颁奖，也没有发放奖金。直到1985年，国家才将原子弹特别奖授予原子能研究所，共计1万元。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很多，每个人都有份。这钱不够。最后原子能所出了十几万，按照10元、5元、3元三档分配。

邓稼先参与了原子弹氢弹的研发，拿到了最高级别的10块钱，加起来20块钱。

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集体工程。面对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所有科研人员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不计报酬，不计得失。在关键时刻，他们常常一天努力工作12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工作17个小时。很多人工作很累。

那时候不仅没有奖金和加班费，大家还抢着上班。

在三年的困难时期，许多研究人员由于长期缺乏食物而患了水肿。领导原子弹设计方案研制的彭焕武，肿得穿不了鞋，只能用双手提着鞋上班。戈壁滩、深山高原的核工业工人，时刻面临着食物短缺的威胁。

幸运的是，一位老教练知道后，向各大军区求助，调拨了有价值的肉、鱼、大豆、水果给科研人员。

在电影《相遇》中，研制原子弹的英雄隐姓埋名，远离亲人，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

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为了保密，很多科研人员很多年不回家，也不和家人联系，以至于几年后回家，孩子已经长大了，根本不认识他们。

他们后悔吗？

我们以邓稼先的一句话作为回答:

“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我的生命终结后可以重生，那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参考资料:遇见、浙江老人报、学习时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幕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