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之“道”

苑天舒

《管子·乘马》中有句话：“市者，货之准也。”准，即准绳。货之准，即货物的交易价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市场是给货物定价的，物价由市场决定。

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用市场“无形的手”来配置调节社会资源。“无形的手”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里提到的，亚当·斯密也因此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当我们打开《国富论》时，会发现其中有30多处提到了中国。亚当·斯密与他的《国富论》，和中国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亚当·斯密是英国人，1723年生于苏格兰，毕业于牛津大学，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道德哲学教授。1764年，他受聘成为青年公爵巴克勒游历欧洲（主要是法国）的私人教师，为此辞去了大学教授职务。在法国，亚当·斯密交往最密切、受到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时任法国财政大臣、重农主义学派的重要人物杜尔哥。在亚当·斯密到欧洲的前一年，杜尔哥向法国政府申请了经费，挽留两位在法国学习期满即将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高类思、杨德望，因为杜尔哥和许多法国学者有很多问题，希望通过中国留学生在中国的古圣先贤那里寻找答案。杜尔哥为此写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着名的《中国问题集》。他还给每个问题写了详细说明，帮助两位中国留学生理解，也即后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

两位中国留学生留在杜尔哥身边的时间，与亚当·斯密在法国与杜尔哥交往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亚当·斯密开始动笔写《国富论》。当《国富论》出版时，法国重农主义学派一些学者认为亚当·斯密的思想很明显受到了杜尔哥的影响，杜邦·德·内穆尔甚至宣称：“《国富论》中正确的内容是从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那里‘剽窃’的。”

两位中国留学生向杜尔哥、亚当·斯密等欧洲学者介绍中国圣贤的经济学说，离不开像《老子》、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管子》这些与经济有关的典籍。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商业文明立传的人，“货殖”即“滋生资货财利”，意思是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从事商业活动，从中获利生财。《货殖列传》中说：“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话的意思是，不需要政府发号施令，人民自然就会去经营，把货物从价格便宜的地方卖到贵的地方去。这不是很符合道法自然的事情吗？

《管子》里讲：“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就是今天的供求关系理论，东西多了价格就贱，少了就贵;物价高了，增加供给价格就会降下来;物价低了，回笼流通量，价格就升上去。为何要如此？物价太高伤害消费者利益，物价太低则伤害生产者利益，因此管仲要用市场手段平抑物价。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知“道”的国家。什幺是“道”？管子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道，是虚无无形的。老子更是主张“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

当中国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取得辉煌经济成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的中国，秉持着“道法自然”的圣火，已经走过至少两千多年了。其间，我们的经济成就与今天的经济成就，是有着文化血脉关联的，我们应该有这个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