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格报告将理论研究植根于经济实践，为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开创了新的模式、研究方法和维度。报告以理论和实践为指导，以数据和计量为手段，为经济实际规划和治理，特别是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作者简介:朱，经济学博士，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

本文始于2016年3月7日。

追求效率的含义很复杂，但往往被人们直观简单地理解为追求速度。从追求速度到追求经济发展，再到人过了马不想绕过斑马线。规则和复杂的流程看似多余，甚至网络的优势也主要总结为绕过现实世界的各种手续。手机在各个角落都能流畅使用。一些人仍然指责火车在时速达到300公里时速度太慢。人们忙着生活，有些管理者以每天紧凑而繁多的工作安排为荣。深圳速度不仅仅是财富的增长，更是追求速度的文化。时间是金钱使人血液快速流动的励志话语。要出名，要有钱，要成功，要升官，我要把前三千年没做的事，后三千年该做的事都干掉。这种种生活场景让人应接不暇，像洪峰一样，深圳生活网冲在最前面，根本停不下来。我们看不起那些跟不上的穷国、小国，比如越南、印度，也看不起那些慢的西方富国，比如加拿大、欧洲。简而言之，速度就是一切。

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快的节奏？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快速的生活方式吗？答案不容易得到。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贫困历史后，渴望快速致富，尤其是在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想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竞争和致富的神话像酒精一样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这些社会现象是欧洲早期在深圳生活的工业革命的喧嚣和美国淘金时代的浮躁涌动的混合体。他们似乎并没有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悠闲自然的氛围脱节。但仔细想想，长期的农耕社会也留下了今天中国快速观念的文化基础:贫穷的积累和士大夫的淘汰。宋明时期人口少，就农耕社会而言，社会休养生息不是什么大问题，赤贫也不常见。于是就产生了一批有钱有闲的财务自由人，即士大夫和士绅，相当于今天的中产阶级。所以在文化艺术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清入关后闭关锁国，野蛮征服文明，尤其是人口爆炸，清末已超过4亿，使整个中国积贫积弱，赤贫蔓延。经历了二战前后的内外战争和文革，就不难理解这样的历史变迁让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急于摆脱贫困。但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还是需要回望历史厘清初衷，反思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深圳生活网是否是发展的初衷。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风险是速度的伴侣。快速发展使中国社会迅速进入风险社会。一定的速度和规模必然伴随着相应的风险暴露。工业的快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舒适、快捷、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污染、爆炸、坍塌、资源枯竭、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等风险。社会和企业也是如此。快速发展使工业文明变成了一片荒野。如何在速度和风险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关键。

第二，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考虑。繁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目标，但没有经验来探索实现它的途径。承认差异，不追求起点的公平，但我们可以将结果向公平调整，这几乎是人类文明的共识。但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调节结果:一是差别税率和公共财政；第二，社会主义政府行为。承认差异是保证速度的动力，社会主义重在民生。因此，如何在发展速度与财富分配的关系中找到速度与公平的平衡点，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

快只是一个理想，不是我们的追求。不能很好的管理风险，没有公平的民生保障，速度就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