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现代化（中西文化对决已攻守易势）

“四个现代化”是1954年提出的，66年之后，我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关于现代化提法的改变的背后，是中西文化对决的攻守易势。中国文化已经由守转攻，西方文化已经由攻转守。这种文化格局的转变，不仅发生在中国之内，也是世界性的。

其实，中西文化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技术和文化的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仅历经了三个阶段，而且出现了两个层面。三个阶段是纵向时间上的，两个层面是横向空间上的。

第一个阶段是晚清，此时只认可西方技术的先进，并不认可其整体的文化。事实上，秉持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评判标准，在文化上是将西方当蛮夷的。所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概念。在技术上“师夷”，在文化上“制夷”。

甲午海战后，有一个小小的调整，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时，已经开始认可一些制度性技术了，但这种认可只是局部的，而非全部的。康有为靠的戊戌变法，就是希望通过引入一些日本式的制度变革，来促成清朝实现日本式的崛起。

甲午（1895）海战中北洋舰队惨败后，中国兴起了学习日本的浪潮。以戊戌变法的失败为界，这个过程分类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希望学习日本，进行一些制度变革，导致在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但慈禧的反对下，仅维持了3个多月变失败了，故又称“百日维新”。

变法的失败反而激化了中国学习日本的热情，让中国学习日本进入了第二阶段。政府鼓励，民间跟进，一股强大的日本留学热出现了。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留学热。在此之前，洋学历在中国并不被认可，依然是传统的科举当道。事实上，清廷也是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并为持有洋学历的人士颁发“进士”、“举人”等头衔。

这股留学热于1906年左右达到顶峰，每年的留日生员超过10000人。

这种急切学习日本的结果，就是将日本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引入中国。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同时，但是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却与中国截然不同，不仅没有将技术与文化二分：技术先进、文化蛮夷，反而认为，不仅文化和技术是一体的，而且文化是技术的基石，西方先进的技术正是由其先进的文化所孕育，西方文化是西方技术出现和存在的土壤。

因此，日本明治维新的学者不仅主张，要全盘引入西方文化，而且为促进这种引入，还必须首先打倒和否定日本的传统文化，进行文化清场。日本传统文化是什么文化？很不幸，他们认为是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于是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们开始了系统性地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攻击和丑化。这就是所谓的“脱亚入欧”的实质内涵，也是涌入日本的中国年轻人所学内容。

等这些留日学生学成归国，就导致中国爆发了两件大事，一个是辛亥革命，接着的第二个，是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晚清政府，还在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的制度，主张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新文化运动则主张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全盘西化。其实所谓的“新文化”不过是日本脱亚入欧文化的翻版。

辛亥（1911）后，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就进入第二个阶段：技术和文化合一，全盘西化。

但是，第二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恰恰爆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而且这个期间沙皇俄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十月革命。然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并迅速引入，很快组建共产党。

也就是说，同盟会-国民党主要学习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象日本一样，但是共产党主张学习红色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对西方制度的一次主动的判断和选择。但是，在早期，共产党对红色俄国和后来苏联的学习，也象国民党对日本和欧美的学习一样，是一边倒倒向外部的，对中国文化在个在根本上是否定的，以王明的教条主义为代表。

但共产党内部，有一派则坚持以中国的实际为主，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代表就是毛泽东，最终，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派胜利，他本人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成为被推举为最高领导。

遵义会议不仅是共产党党史中的重大转折点，也使得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方式进入第三个阶段：中国化阶段。从此，中国化就成为中国学习和引入西方要素的核心原则。建国后中国学习苏联如此，改开后中国学习美国，并最终成功实现经济崛起时也是如此。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将来时，而是过去完成时，中国已经完成和实现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现在说出来，更大意义是，给出一个名分，就是孔子说的“正名”，让中国式现代化在以后的发展中能够名正言顺、理直气壮。

从1954年所提的“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内容看，其核心在工业化，要义在技术。第一个是工业现代化，后面三个是农业、国防、科技，都和工业是关联的。农业、国防现代和核心就是农机和武器的现代化，属于工业领域，科技则是工业的核心要素。

因此，“四个现代化”和晚清“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样，所重在技术。事实上，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国化思路，和晚清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实际上、实践上，以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为本位。中国实际中包含着中国文化。

2010年以后，中国成功实现崛起这一点，被逐渐确认，不仅在国内被确认，在全球也被确认。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甚至从工业、制造业的竞争力看，而且全球领先，甚至全球第一。说明不仅1954年所定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已经实现，而且晚清所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标也已经实现。或者说，技术“师夷”的部分已经完成，而转入文化“制夷”阶段。

以上对过去中国对待西方文化的纵向时间上的三个阶段介绍完了，接下来说横向空间上的两个层面是怎么回事。那两个层面？学术层面和实践层面。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层面的分裂，就是学术层和实践层的分裂。学术层是西化的，整个的中国学术体系的范式都是从西方引入的，中国传统的学术范式被打倒了，即打倒孔家店。但是实践层却依然是中国文化的，是中国的。

导致这种学术和实践分层的原因有二，一个是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冲击太猛烈，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激发起留学日本的高潮之后，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的坚韧性、灵活性特质。

中国文化有三个核心特征：心性-义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心性-义理性，指中国文化不仅以善为本，而且以独立的思考为本；人民性，指中国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主体是人民，尤其是基层人民；实践性，指中国文化存在和传承的主要方式是实践、老百姓的实践，而非学术。学术不过是对实践的总结和反映。

这样以来，新文化运动所打倒的仅仅是中国学术，而非中国文化，因为由学者所承担的学术线只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次要路线，由人民所承担的实践线才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主要路线。新文化运动只能打倒中国之学术，却无法打倒中国之实践，只能打倒中国之学者，却无法打倒中国之人民。

但是，另一方面，西方在技术上的确是领先的，而且他们凭借这些技术，在二战前是直接侵略中国，二战后则对中国搞霸权主义。这使得在中西文化对抗中，中国文化只能是守势，其主要矛盾是通过学习西方，实际经济和技术的崛起。因此，中国就牺牲掉了学术线，容忍和听任了学术层的西化，但是在实践中则是坚持“中国化”的。

因此，作为中国化的第三阶段，实际上也是中西文化对抗的相持阶段。西方文化只能攻下中国的学术层，而中国文化则仅仅守护住了实践层。

明白学术层和实践层的分层，是看懂辛亥之后的中国的基本前提。

当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成功实现经济和技术的崛起之后，美西方的表现逐渐证实晚清对西方文化认知的正确性。晚清认为，西方技术先进、文化蛮夷。但是，辛亥后，中国开始为西方领先的技术所迷惑，当然也是受日本所误导，开始认为西方文化也是先进的。即便遵义会议后中国进入中国化阶段，对西方文化也不敢以蛮夷相称。事实上在学术层面，依然延续辛亥传统，以西方文化为先进，尤其对公知派。

2010年代以后，发生了三件事，让一直认为，甚至迷信西方文化先进的的诸多中国人吃惊地发现，美国和欧洲，尤其欧洲，不仅野蛮，不讲理，而且愚昧和缺乏独立性，蛮夷特征尽显。一是美国特朗普时期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以及旨在遏制中国的去全球化，二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拙劣表现，三是愚昧自大地制裁俄罗斯。

其实，不是中国崛起之后，美西方才蛮夷化，而是一直如此，只是在中国崛起之前，技术和经济领先掩盖了其文化上的蛮夷。中国崛起之后，这层遮羞布被掀掉了。一方面中国看美西方的视角变了，有此前的聚焦在其领先的经济和技术上，而转向对其经济和技术之外的文化的关注。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并无中国文化所具备的忍辱负重和强大学习能力，而只能采用卑劣和愚昧的手段进行遏制，将此前自家主张的自由贸易、民主价值、甚至保护私人产权抛之脑后。

因此，一方面中国崛起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蛮夷属性再次清晰呈现了，这导致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再次发生改变，中国面对西方的态度也势必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则是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和号角。

这个新阶段就是，中国文化由守转攻的阶段。这种进攻不仅会在中国之内，而且还会在整个世界。在中国之内，中国文化会收复学术线这个失地。具体说就是打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引入和建立的西式学术范式，建立一个崭新的，以中国文化为内核的“中体西用”的，中国式学术范式，终结学术层面西化的状态。

在全球范围之内，中国所新建立的这个中式的学术范式，将会被普遍接受，完成对西式学术范式的替代，为未来的合乎义理的全球价值和全球秩序提供底层支撑。

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将成为全球现代化的基准和底线。西方式现代化，是缺失义理的，也是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以中国文化为内核的现代化，就是义理式现代化，就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去殖民主义化和去霸权主义化，也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的义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