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人字形”的隋唐大运河）

以上_郭守敬(1231-1316)，字若有所思。

中央三年(公元1262年)，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因“学水利，思人巧”而引起忽必烈的注意。元二年(公元1265年)，郭守敬升任首都水务局局长，成为当时水利建设的骨干成员。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郭守敬受命巡视河北、山东的山川。他经过考察，提出了隋唐大运河的初步修直方案，并以插图的形式上报朝廷。

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京师巡抚郭守敬开始主持运河引水工程。十年，工程以江苏清江为依托，分别在其南、北岸建设。清江北岸开挖了“螺洲河”和“汇通河”，沿河天然湖泊补充了巨量的水量，使船只可以直达天津。与此同时，大运河最北端的“通惠河”从通州挖到大都积水潭，清江南岸穿过杭沟和江南运河，到达目的地杭州。由此，京杭大运河初具规模。清代中期名臣朱轼称赞郭守敬“治水有功”。

大运河与元代水运

黄河水患频发，隋唐大运河疼痛难忍。

从走向来看，隋唐大运河分为“一左一右”两部分。首先是运河的下半部分。运河从扬州出发，向西北延伸，斜穿安徽，进入淮河流域，再经河南，与黄河相连，到达洛阳。首先是运河的上半部分，它从黄河转向东北，流经河北，穿过海河，最后到达卓君。

上图_隋唐大运河与黄河交汇。

因为与黄河相连，给隋唐大运河带来了不稳定。黄河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河水夹杂大量泥沙，被称为“斗水七沙”。据统计，黄河年输沙量最高时达39.1亿吨，平均年输沙量16亿吨。最高含沙量920kg/m，年均含沙量37.8kg/m，因此，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

黄河被大量泥沙包围，导致河道变窄，河床抬高，水利设施淤塞，出现地上河奇观。洪水发生时，在巨量水沙的冲击下，黄河下游的堤坝容易发生溃决，严重威胁着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2540年，黄河决口543年，共决口1590次。隋唐大运河受黄河洪水影响，其下部的旧路大部分已被埋在地下。只有考古发掘才能证明它的存在。

上图_黄河流域

地缘政治变化，隋唐大运河难以力挽狂澜。

隋文帝隋文帝实现南北统一后，在江南推行了许多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造成了当地士绅与关陇贵族的矛盾。隋炀帝十年(公元590年)十一月，江南地区失陷造反，暴露了隋朝内部的裂痕和不稳定。

事实上，江南地区经济发达，“赠天下，江南居十九”。关中地区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杨迪通过隋唐大运河沟通南北，调动东南的钱粮，供应西北的军需。双方各取所需，达成战略平衡，实现了南北和谐共处。

上图_淮河流域地图

随着政治中心东移，新的地缘政治出现。南宋诗人辛弃疾曾坦言:“守河失淮之夫，可见于吴、陈、南唐。”可见淮河流域对江南的重要性。明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强调:“长江、淮河是南方之险，但守河者胜于守淮者”，意思是军事上守淮者胜。他还提出:“淮淀为国之唇，江南为国之齿。”这就确立了淮河与江南唇齿相依的战略关系。

因此，将东西走向的隋唐大运河改建为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无疑是一项非常划算的投资。既可以利用高效的航运进行战略机动、兵力部署、物资补给等军事行动，又可以为南方提供军事战略屏障，使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有机结合，形成统一的整体。

以上_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

无论隋唐大运河，还是京杭大运河，都是封建王朝保持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大动脉，孕育了独特而丰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资源。隋唐大运河修直，顺应了南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对时代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隋唐大运河是弓臂，那么京杭大运河就是弓弦，二者共同射出中华民族大繁荣之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