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需要积极的网红生活

张颐武

对于新兴的“网红”职业，社会层面的职业监管和“网红”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都不可缺少。

当下，“网红”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新兴职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做“网红”改变了人生轨迹，获得某种成功。同时，“网红”还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因此“网红”作为一种职业已经开始引起年轻人的兴趣。当然，“网红”作为一种职业选择，也引发了不少社会争议。

事实上，“网红”不是从今天开始有的，从互联网普及之时起，就一直有“网红”现象，过去的“网红”往往是制造出网络上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的主角，或者是出于宣传目的在网上营业的演艺明星。而“网红”成为一种现实的职业选择，是在直播和短视频等新的社交方式出现之后，这些新的方式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表现平台，也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些空间互动性更强、传播力更强、黏着力更强，给了想成为“网红”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在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由于网络效应，往往三四线城市和乡镇的年轻人获得了在网络上更多的展现机会，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他们引起关注的方式也相当多样，有才艺表演、知识普及和直播“带货”等。这些都是网络生活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从总体上看，现在的“网红”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传播积极内容，包括非遗传承的展现、传统戏曲的传播，还有各方面知识的科普，这些都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好评，也是年轻人积极面对生活的表现。比如因疫情失业的越剧演员陈誉通过抖音直播唱戏，靠网友打赏支持开启了新事业;河南民间剧团“麦田乡音”依靠直播间收入，养活了整个戏班;黄梅戏演员程程本为湖北某民间剧团的当家花旦，现在则是拥有72万粉丝的抖音戏曲主播，把直播间当做新舞台。至于唱、跳、喜剧等表演和直播带货的主播，只要其内容不消极，表现相对健康，对于观众来说也是减压放松的一种方式，这些都促进了社会生活的活跃。

另一方面，一部分“网红”的网络活动中确实存在低级无聊庸俗的表现，传播了消极内容。做“网红”门槛较低，而收益颇丰，因此许多年轻人跃跃欲试，形成激烈竞争。一些人在这样的竞争中难以把握自己，为了流量丧失积极正面的追求，为吸引眼球失去对内容基本的把控力，而且他们获取的部分收益也没有依法合理纳税，最后导致了负面影响。

因此对于新兴的“网红”职业，社会层面的职业监管和“网红”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都不可缺少。一方面社会要加强监管和教育，让进入这一行业的人认识到坚守底线的必要性，对于违法乱纪和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相关部门应给予严厉处罚。平台和相关的利益方也应承担起相应责任。另一方面，进入这个行业的“网红”也需加强自律。他们要有底线意识，要守住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守住法律法规的底线。同时，他们也要对内容有更高的追求，多发布积极、有益于社会的内容。这些都是“网红”需要注意的。

“网红”成为一种新兴职业是社会新的发展，我们需要正视其中的复杂性。